记忆中的“坝坝”电影
——散文
记忆中的“坝坝电影”
作者 骆志庆
记忆中的“坝坝电影”，是在村子里最集中的地方放映的。
所谓的“坝坝电影”就是在露天的院坝里放映电影，放映的地点多在小学校的操场或是生产队仓库的院坝里。在露天放“坝坝电影”，放映员先选好地点，然后栽上两根木杆，再将雪白的帆布银幕四角套上绳子，固定在两根木杆中间。再估计好位置，抬来一张桌子安好放映机，等天色完全黑下来后就开始放映电影了。
只要听说村子里要放电影，感到最高兴的就是我们这些小孩了。如果在较近的村子放映，我们就迫不及待地赶去一睹为快。等转到我们村来放映时，再去看上一遍才能过瘾。为了看一场电影，常常是翻山越岭，跑上十多里山路。上了中学住校的那几年，到处撵着看电影就成了家常便饭。这种情况，大多是瞒着老师和家人偷着去的。每当看完电影返回学校时，都是第二天的凌晨，雄鸡已经叫过几遍，睡不了多久起床铃声就响了。上课时凡是偷着去看了电影的同学，都显得睡眼惺忪迷迷瞪瞪。到下午时分，就会出现东倒西歪打瞌睡的现象。老师心知肚明，也不说谁也不批评，让我们站着听讲或是背诵课文，以示惩罚。
小时候，遇到在学校操场放电影，我们就早早地盼望着放学，心思早飞到了电影场根本无心听讲。好不容易等到放学，回家吃过饭后就准备去看电影。家长早看透了我的心思，故意安排些活让我做，做不完就不许去看电影。为了不耽误看电影，我都会很快地做完所有的事情。比如割草拾柴禾等，然后约上伙伴向放映地点赶去。有些伙伴把平时积攒的南瓜籽拿出来，洗锅烧火炒制起来。晚上边看电影边嗑瓜籽，是一种极好的享受，也能哄一下嘴巴以免打瞌睡。由于心急火大，炒的瓜籽往往都是皮焦里生，但大家吃的还是津津有味。就连一些大人也带着零食，炒些黄豆装在兜里边看电影边吃。每到这种时候，电影场就会飘起炒黄豆的清香，馋得我们直流口水。
如果是夏天放电影，我们就会到山上摘些野果装在身上，或是打些核桃带到电影场上去吃。在往学校去的公路边上有颗大核桃树，我们就会用石子击打核桃，每次都会遭到主人大声叫骂和追赶。有一次放学，我们正爬到树上偷核桃，核桃的女主人举着竹竿撵了过来。我们纷纷从树上跳下来一溜烟的跑远了，那胆量和姿势颇有奥运赛场三米跳台的架势。有位胆小的伙伴不敢跳，等他从树上一步步滑下来时，主人已经追了过来，将他的耳朵拧了几下就把他放了。伙伴跑远了时，就大骂起核桃的主人来。我们见那核桃的主人是位老太太，就对同伴说，骂老人会遭雷击的。伙伴听后很是害怕，连忙让我给他出主意，如何才能避免雷击的惩罚。我就对他说，如果遇到下雨打雷时，赶忙用个尿桶顶在头上，雷公怕脏就不会来击你了。顶不动尿桶找个夜壶顶在头上也可以，这样就能避免老天的惩罚。那位伙伴后来再也没骂过人，也不知道他在下雨打雷的时候，头上顶没顶尿桶和夜壶。
打下来的核桃还没成熟，又没有刀子削掉青皮，我们就到小河边找一块粗糙的石头，浇上水将核桃皮磨掉。核桃皮里的汁液很浓，沾在手上很难洗掉。每年的夏末秋初，每个同学的手都是褐色的，有些就像从墨水中拿出来的一样。据老人们说，以前还有人用青核桃皮染制土布，就是布匹烂掉也不褪色，难怪难以洗掉。
冬天看电影，我们就会用烂脸盆烧上炭火，用铁丝系上抬着去看电影，有的则提着烘笼取暖，来抵御冬夜的严寒。电影刚开始的时候，整个场子里到处都是燃着红炭火的烘笼和火盆，东一堆西一团十分好看。直到某人的衣角被烤焦或是皮肉被烤痛，才会大呼小叫起来。等到电影快结束时，寒冷降临、盆火渐小，人们就会越挤越紧。散场时有些人冻得瑟瑟发抖，头发上已结出了薄薄的一层霜花，只好在原地不断跺脚运动。但大家看电影的热情丝毫不减，一路小跑回家，浑身就暖和了许多。
放电影前，我们都比放映员先来到操场，看着他们栽杆拉幕，一遍遍地调式发电机。仿佛看到他们做着放映前的准备，也是在看一部非常有意思的电影一般。心里急切地盼望着天色早些黑下来，开始放映期待已久的电影。有时候，发电机在放映的中途出了毛病，放映员赶忙现场维修，我们就围在边上焦急地等待着，生怕修不好取消了今晚的放映。这种情况时有发生，当发电机或放映机出了故障，放映员宣布取消今晚的放映时，我们高涨的情绪就会跌入谷底，沮丧的几乎要哭出声来。回家的路上只好自我安慰，还自嘲地说，今晚看的电影片名叫《小英雄白跑路》。有些家长还信以为真，以为真是看了那样名子的电影。
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，放电影是劳动之余人群最集中的时候。电影开演前，大队干部都讲一通打倒“四人帮”的话，还要讲抓革命促生产。讲完话后再播通知，还加演一些诸如农业生产和计划生育此类的科教片，然后才放映故事片。急得我们焦急不堪，又无可奈何。稍大点的伙伴就劝我耐心等待，还说要是以前放电影前，通常都要大讲特讲阶级斗争，并要观众高呼口号，唱革命歌曲。有时还要搞批斗会，挨批的人自然是村里成份较高的人。这种情形，在我模糊的记忆中还有印象，观众唱的自然是《东方红》和《大海航行靠舵手》革命歌曲，挨批的人胸前挂着牌子，站在一个倒扣的拌桶或碾盘上，低头耷脑地接受人民群众的批斗。开始放故事片时，我的心才能静下来，马上就会被故事情节所吸引，并和电影中的主人公一同哭一起笑起来，自己也像成为了电影中的人物。直到看完电影回到家中，还不能从电影情节中走出来。而这种情绪往往要持续好几天，直到看了新电影，才能淡忘以前的电影故事。
我特别喜欢看战争题材的故事片，总是四处打问今晚的电影打不打仗。由于年龄太小，根本看不懂电影的内容，只知道“好的”和“坏的”。面对都是一样的中国人，好人坏人从长相上就能分辩出来，对日本人就更好认了。看完一部战争片，我总是要热血沸腾很久，总希望自己是电影中的某一个角色就好了，自己肯定不会像他们那样，我肯定会这样或者那样，电影的结局也就被我改变了。在那个崇拜英雄的年代里，崇拜战斗英雄自然就在情理之中。看完战争片的第二天，我就组织起一帮伙伴，根据每个人的长相俊丑，再分成“好人”和“坏人”，用树枝木棍做“武器”，然后“冲啊，杀啊”地冲锋陷阵，不断地模仿着电影中的情节。模仿最多的人物就是“王成”、“董存瑞”和“黄继光”等英雄人物。就连伙伴之间说话，还不断地喊叫“我是王成，我是王成……向我开炮，向我开炮……”喊着这样充满英雄气概的话，仿佛自己就变成了真正的英雄。许许多多的经典台词，至今仍然封存在大脑深处，也成了对那个时代永不褪色的记忆。上学后，每看一次电影，不但能记住故事情节，还很快学会了电影的主题曲。学校没有专业的音乐老师，音乐课全唱的是电影歌曲。《闪闪的红星》、《红牡丹》等主题曲，也就成了唱得最多的歌曲。印象最深的是上中学后，看了一部叫《芦笙恋歌》的电影，每天校园里就会响起“阿哥阿妹情义长……”的歌声。我们这些半大不小的中学生，每次唱到这样的歌词时，心里就会泛起一阵别样的涟漪。有些大点的男同学，还专门对着女生唱，羞得那些女同学脸都红到了脖子根。在八十年代初的乡村校园里，不唱这样的歌曲还能唱什么呢！也许老师还在暗自感谢电影的功劳，学校再也不用请专职音乐老师了。
电影的魅力是无穷的，尤其是“坝坝电影”带给人们的是集会式的娱乐方式，更是令人怀念和难忘。在这种场合，大家可以互相交流耕作经验，相互传递国家大事和各种政策信息，还能互诉乡情和友情。电影的号召力，是任何一种娱乐活动无法相比的。包括每年春节村里组织的文艺宣传队，到各村各生产队巡回演出时，也没有看“坝坝电影”的人多。就连集建队在我们村大面积开垦茶山，由公社文艺宣传队排演的舞台剧《血泪仇》公演时，还要靠电影故事片吸引观众，才接着演出舞台话剧。
公社的电影放映队特别敬业，不定期的在各村巡回放映。一些生产队也私自掏钱为村民们包场放电影，为的是既要娱乐又不耽误生产。电影的放映场地，也成了一些青年男女约会的理想场地。在换电影片亮灯的间隙，一些家长呼儿唤女寻找自己家的孩子时，那些心有灵犀的怨男情女们，就在灯光下相互寻找对方的身影。一个眼神就能读懂对方的全部心思，等换好片子熄灯开演时，心领神会的男女就会趁黑悄然退去，双方隐没在黑夜中，寻找属于他们的福地。村里一些大龄小伙子们，没有找到对象，就趁机东张西望寻找自己的目标。一旦发现哪儿有漂亮姑娘媳妇，不动声色地挤过去，故意制造点小拥挤，用身子在姑娘媳妇的身上乱蹭。有胆大的人，就把手从衣服下伸过去乱摸起来。胆小的姑娘们早羞红了脸，借着夜色的掩饰，招呼同伴退出人群悄悄离去。如果对方是胆大泼辣的小媳妇，不但不躲不让，还会大声叫喊着：“谁哟，咋这么脸厚嘛，在人家的兜兜里掏啥子嘛？”使坏的小伙做贼心虚，生怕人们将他当成小偷，连忙将头缩在人堆里趁乱逃之夭夭了。
村里有一次放电影，一帮在村里施工的外地人也来看电影，见村里的姑娘媳妇都很漂亮，就在人群中挤来伙去乱占便宜。那些姑娘小媳妇见那些民工穿着喇叭裤，留着大鬓角长头发，知道都是些二流子逛皮，敢怒不敢言，默默地忍让。那些民工也更加胆大，几乎变得有些肆无忌惮起来。一到换片子的时候，就吹起刺耳的口哨，将手中的烟头向人群中弹去。一次，他们在一个刚结婚不久的新媳妇身上动手脚，新媳妇悄悄退在一边，把那不安分的手引放到新郎的手上。那位正暗自窃喜不断上摸扩大“战果”的民工，还没感到对方的温柔时，就被火红的烟头烧得跳了起来。为了报自己被烧之仇，那民工喊来了同伴和新郎倌对打了起来。顿时，整个放映场地乱成了一团。只听喊声骂声和尖叫声响成一片，石头瓦砾小板凳在空中乱飞。胆小的村人和我们哪见过这种阵势，吓得纷纷躲避生恐伤了自己。新郎见对方人多势众，都是些逛皮二流子，混战中自己的家门户族叔伯兄弟们不是对手。为了不让自己的女人受辱和家人亲戚吃亏，跑回家扛来了火枪，对着那帮长头发就要搂火。多亏众人死命拦挡，吓跑了那些二流子，才没酿成大祸。从那以后，不管是专门来看电影的外村人，还是来施工的工程队，看电影时都很规矩，再也不敢在村子里惹事生非了。
有一年的春天，放映队来到们生产队放电影，村子里显得像过节一样热闹。一些人家开始招待前来看电影的亲戚熟人。离放映场地近的人家，纷纷端来板凳，供离家较远的村人坐。而我们这些小孩，早就占据了中间的最佳位置，左顾右盼地盯着放映员，盼望着早点放映电影。
就在电影快开始时，放映员用放映机上的光柱调试着银幕上的图形大小和远近距离，我们就站起来举起双手做着各种手势，让光柱将手的影子影射到银幕上。后来才知道，专门有一种类似的艺术叫——手影。也许，这就是我们最早接触参与的手影表演艺术吧。正在大家观赏着银幕上奇形怪状的手影时，银幕上突然出现了一位白发苍苍、行动迟缓，颤颤巍巍的老太太的头影。仔细一看，原来是村里的孤寡老人胡婆婆，扭动着一双小脚，弯腰驼背地端着一个小凳子向前挤去。村人见从没看过电影的胡婆婆也走出了家门来看电影，连忙将她搀扶到最前面的位置坐下。由于银幕挂的太高胡婆婆坐的又太近，只好仰头看起了电影。电影已经开始放映了，全场刚才还是吵闹不堪的场面，顿时安静了下来。记得当时放映的是故事片《白莲花》，就在主人公白莲花骑着一匹高大的白马由远急驰而来，到了跟前猛一拉马缰绳，那匹白马前蹄猛地扬起来了个后腿直立。正在人们为主人公骑术的精湛和飒爽英姿叫好时，突然听到从前面传来胡婆婆的一声尖叫。等人们起身细看时，胡婆婆从小板凳四仰八叉地栽倒在地，四肢乱动爬不起来。村人以为胡婆婆犯了什么病，七手八脚把她拉了起。胡婆婆才心有余悸地说刚才好玄，那匹白马险些踏到自己的头了，多亏那女的拉住了缰绳，那匹白马才没跳下来。要不然，自己肯定会被马踏死的。胡婆婆的话音刚落，立刻引来了全场的轰笑。从此，胡婆婆再也不敢看电影了。她说电影中对打的刀枪棍棒，都好像打在了自己的身上似的。从那以后，村里放“坝坝电影”时，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就坐到银幕的背面，远远地和观众面对面的反着看。也许他们正眼看透了许多世事，从后面反看电影，就能看透银幕上的另一种世事吧，我一直这样想着。
随着农村责任制的落实，村里也修起了能容纳近五百人的电影院，为爱看电影的人们提供了极大的便利。门票虽然要两毛钱一张，每晚仍是人潮涌动，场场暴满。在电影院的边上，也摆起了卖甘蔗瓜子和凉皮的小摊子，村子里显得热闹极了。随着电影院的红火，村里的“坝坝电影”才宣告结束。偶儿遇上谁家过红白喜事放包场电影时，才能见到久违的“坝坝电影”情景。可当年的热闹场景再也没有了，观众只是自己的亲戚朋友和邻居。
如今，装修豪华的高档影院比比皆是，放映的影片都是投巨资打造的大片，观众仍然是寥寥无几，根本没有看“坝坝电影”那样的劲头。坐在宽敞舒适的电影院里看电影，始终找不到看“坝坝电影”时的感觉，看过的影片也留不下深刻的印象。为此，我有十多年再也没有进过电影院。而时下的“商业大片”只注重场面的恢弘庞大，画面的维美艳丽，一味地强调视角冲击力，忽略了电影的故事性，也就失去了兴趣。
由于工作关系，这些年也接触了一些影视剧组，知道了电影的生产过程，遇到朋友和同事向我推荐好的电影时，我就在CCTV-6的电影频道上看，或是买碟片在家里看。有时候，为了寻找看“坝坝电影”的感觉，就将笔记本电脑搬到院子里，从网上下载电影看。在空旷寂静的小院里，泡一壶清茶，端一把靠椅，头顶着皎洁的月光，在电脑屏幕上欣赏着电影。故意让午夜的雾气打湿了眉发、打湿了衣裳，仿佛又回到了看“坝坝电影”的时代，也找到了那种历久弥新的感觉，内心深处也有些潮潮的。唯一让人感到遗憾的是，再也没有看“坝坝电影”时，大家挤在一起相互讨论的吵杂声，也没有了大家笑闹的热闹气氛。
有的只是无尽的回忆，和对“坝坝电影”无限的怀念。
“坝坝电影”已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记忆，也成了一种不可再现的文化景观，永远定格在了那个特定的年代里，也尘封进了历史烟尘中。“坝坝电影”成了那段难忘岁月的记忆符号，也成了历史进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标志，在我的脑海里永久地烙上了印记。无论世事如何变幻，无论科技怎样发达，无论时光如何飞逝，“坝坝电影”的记忆将永远陪伴着我。
——完——
2008-9-12
作者简介：
骆志庆：陕西省汉中市人，客居拉萨。记者、作家。曾出版长篇小说《子午谷》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