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 的 1978
土墙上，砖墙上，水库大坝上，到处是石灰水新刷的标语：抓纲治国，拨乱反正，建设 “四化”，又红又专，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……记忆中的1978年和别的年份几乎没有什么两样。那一年，我12岁，上小学四年级，还是一个懵懂的少年。和许多同龄人一样，我穿着妈妈在煤油灯下一针一线缝制的布衣服，要么蓝，要么黑，上面缀满补丁。我家的成分是贫农，我是毛主席的红小兵，脖子上绑红领巾，胸膛上别毛主席纪念章。我的鼻涕过了河，身上长满虱子，胸腔里却激荡着早日实现“四个现代化”的远大理想……
革命化春节
1978年的早春，汉中城东郊一带依然寒气逼人。 “文革”虽然结束了，但 “工作队”依然赖着不走，大年三十还吆喝社员同志们上工。只是下午放了半天假，允许大家回家煮肉吃。是生产队杀了猪分来的白条子肉，我妈用洗脸盆端回家的。几乎不放什么调料，就那样和着满锅的萝卜一起炖，吃起来感觉比现在过年我老婆做的卤汁肉还香。我最喜欢吃的是猪尾巴，还有豆豉肉。除夕夜，我爸给我发五毛压岁钱，几个姐姐却一人只有两毛。“工作队”不许贴春联，不许放鞭炮 （事实上那年月也没有鞭炮可放），我就揪一把冬青树叶在灶膛里烧，发出一阵快乐的“噼啪”声，草灰腾起多高。没有收音机可听，更没有春晚可看，早早地关灯睡觉。1978年的春节一点也不热闹。大年初一早上，广播里说，要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，号召大家参加农业生产劳动。于是，全体社员垂头丧气地扛着锄头担起尿桶到公房里集合——点洋芋。一个个懒洋洋的，没有一点建设社会主义的豪情壮志。社员同志们都在说笑打闹磨洋工，只有四五亩的洋芋地，四五十个人却要三四天才能干完。要放现在，这些活也就是两口子两天的劳动量。那时候不知道哪来那么多的农活，天天都在干，却永远也干不完，就像在钻一条永远也看不到尽头的黑暗的隧道。年底结算，很多人家拉倒帐，年年都吃返销粮。过年那几天，天天有一个叫李大全的男人站在我家院坝边，反反复复说着一句话： “林队长，我没粮吃了。” “工作队”让民兵把那家伙绑了起来，晚上在生产队的公房里开他的批斗会。没粮吃也是一种罪过！
吃早饭的时候，我爸带回了两个客人，一男一女两个“工作队”。男人上衣口袋外别了三支钢笔，女人穿着列宁服。他们到我家吃派饭，我爸是生产队长，要先从我家吃起。那是我们最幸福的时刻，可以趁机改善生活，还可以收入一点粮票和现钱。早饭是豆浆稀饭油饼馍，外加一盘炒泡菜和洋芋丝，下午是米饭豆豉肉还有一盘韭菜炒鸡蛋。 “工作队”吃饭的时候，我们这些碎娃是不许上桌子的，只好把住门框眼巴巴地张望，喉咙里快要伸出手来了，却只看见 “工作队”低头扒拉的身影。过了很久，两个 “工作队”终于吃饱了，直起上身打嗝伸懒腰，一边赞叹着 “老林，你们家的泡菜愈外香”，一边摸出四两粮票两毛钱拍在饭桌上。
过了几天， “工作队”刚走，我爸就揣上粮票和钱带我上街耍。1978年的春节，汉中城里和乡下一样的萧条冷落，只是比平时多了几个卖小甘蔗的和卖气球的。东关老街又瘦又长，老也走不到头。我们到的最远的地点是北街球的。东关老街又瘦又长，老也走不到头。我们到的最远的地点是北街口。那里就像现在的中心广场，是当时汉中最热闹的地方。最高的建筑是人民饭店和东方红商场，汉中人经常说 “比东方红商场还热闹”，东方红商场就相当于现在的 “世纪阳光”。我爸一直不说话，带我转了大半天街，转到新南门，他给自己买了一捆叶子烟，却连个气球也舍不得给我买，只是回来时在东关王家巷道口那家国营食堂请我吃了碗炝锅面，刚好是四两粮票两毛钱。那碗炝锅面真香，直到现在我再没有吃着那么好的味道。那家国营食堂现在还在，分了两三家经营，卖面皮，炸油条，蒸包子。
六棵火白杨
多少年后回想起来，1978年留给我最深印象的，还有那六棵火白杨。它们以一种健康挺拔的姿势站立在老家的屋后，站立在我的记忆中，送我友谊，给我慰藉，催我上进，使我怀旧。
春天稍微暖和一些的时候，有人撺掇给我们生产队一个叫庆娃的小伙子介绍对象。女方是我家的远房亲戚，住在很远很远的南山里，我家必须有一个人带庆娃走一趟。我爸前年花八十元买了一辆 “飞鸽牌”自行车，可他一直没学会，只有我大姐和二姐会骑。二姐骑得最老练，可她没去过那个亲戚家。大姐倒是去过的，可骑车的技术不敢恭维，那么远的山路怕是有危险的。商量的结果是让我大姐去，她要带我一起去，我自然非常乐意。
那地方叫许家沟，庆娃也姓许，莫不是他们真有缘分呢。庆娃借了一辆自行车，我坐在他的车后。我大姐半圈半圈地踏，小心翼翼地在后面跟着。一路上我们又说又笑，南山的影子越来越清晰了，过河不久很快就到了国营813厂。那时的813厂很繁荣，高音喇叭里播放着 《三大纪律，的813厂很繁荣，高音喇叭里播放着 《三大纪律，八项注意》的激昂旋律，厂区里人来人往的。我还听到喇叭里说，我们要紧密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。 “紧密”这个词真有意思，它让我想到了冬天的早晨，暖暖的阳光，我们在教室外的泥墙根下 “挤油油”的情形，相互挤压着取暖，气都出不来了。
许家沟水库坐落在高高的峡谷中，两岸的青山倒映在清澈的春水中，就像东山逶迤的风景画一样安静纯美。我那远房大姨家就在水库边上。准备介绍给庆娃的那个表姐叫 “改改” （和我们家一样，他们家女孩特别多），她和我大姐是好朋友。改改的脸老是洗不干净，两条又粗又黑的麻花辫搭在肩上，一见我们就傻傻地笑。
大姐带了庆娃和改改去水库边溜达，几个老表带我爬山。山上的大树都被砍光了，尽是些小灌木。红老表垛垛脚指着脚下的大山说，813是个兵工厂，我脚下就是他们的大车间，好几座山都给钻空了，厉害吧！还有更厉害的呢，我正蹲在地上的时候，他说山里有豺狗，专咬小娃的光屁股，掏肠子吃，可厉害了！吓得我提了裤子“噔噔噔”跑出几十步远。最厉害的是红老表，他只比我大一岁，却可以背起100斤的干柴。改改比他还厉害，经常背二百斤干柴到河对面去卖。那时候，许家沟还没通电灯。一到天黑我就和老表们在散发着松脂香的柴禾堆里藏猫猫，被人抓住了就 “嘿嘿嘿”地傻笑，很晚才回屋，摸黑爬到高高的柴床上睡觉。
几个老表很快和我混熟了。我给他们讲坝里的新鲜事，他们给我讲山里的野兽，他们知道得真多。临走那天早上，老表们带我上山挖树苗，我们转了半架山坡，边走边玩，最后挖了六棵端正秀气的火白杨。火白杨的树皮是青坡，边走边玩，最后挖了六棵端正秀气的火白杨。火白杨的树皮是青色的，叶子没有加拿大白杨那样大，生长也很缓慢，就像山里那些缺乏营养的孩子一样，却是从来不生虫，材质很密实，是做家具的好材料。
和老表们分手的时候，我有点恋恋不舍。坐在庆娃的自行车后，目光一直粘连着许家沟的青山绿水，甩也甩不脱，它们永远地留在了我1978年的记忆中。六棵火白杨被结结实实地绑在我大姐的自行车后，有点不情愿的样子，跟我们一路摇摇曳曳地过了河。一路上我们话很少，大姐这个媒人没当好，改改不同意嫁给庆娃。原因是我们那里没啥副业，不像他们山里可以砍柴卖。我知道她是嫌庆娃家的成分不好，“四类分子”的子女那年月根本不好找对象。
改改后来嫁进了更深的山里，继续砍柴卖柴，生了四个儿女，命运有点悲苦。不到一年， “十一届三中全会”过后，庆娃家的 “四类分子”帽子就摘掉了，庆娃在邻村找了对象，模样比改改周正得多。庆娃现在是我们村的养猪专业户，发财了。
六棵火白杨被我爸栽在老家的屋后，它们天天从后窗里窥视我成长的秘密，也和着我缓慢的节拍一起成长。我永远记得它们那迎风招摇的身影，它让我想起南山里的老表。多少年后，我结婚的时候，它们被伐掉做了家具。那套组合柜现在老家的楼上放着，上面落满了灰。
三十年后的春天，当我再次路过许家沟的时候，那几个老表却一个也没见着。也没见着我大姨，她上山采茶去了，她的儿媳妇说老表们都去山东打工了。
二 部
1978年，我在一个叫 “二部”的地方上学。仿佛赶集似的，都要奔跑着来参加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，和我一样，在1966年出生的孩子竟特别多，光我们生产队就有八个。村里的老学校刘家山再也装不下我们小小的身体了，大队革委会就在我们队上找了一家地主的房子，新辟了刘家山学校的二部。三间正房做了教室，不远处大路边的一间公房做了老师办公室。二部的办学条件极其简陋：教室连个窗户也没有，永远黑洞洞潮乎乎的；土坯台上架块长木板就是课桌，写起字来晃晃悠悠的；凳子是我们从自己家里端来的，什么式样的都有。
条件虽然简陋，但我们在二部却感觉其乐无穷。我们最喜欢上语文课，最喜欢听杨老师给我们讲毛主席的诗词，给我们读那些满篇病句千疮百孔的作文，什么 “我们一定要学习雷锋仅仅 （叔叔）的打（钉）子精神”，什么 “他穴（突）然听见了一阵搞 （敲）门声”……我们狂笑不止，杨老师也跟着我们一起笑，写错别字的同学也在笑，笑得肩膀一耸一耸的。正上着图画课，院子里那户人家的猪娃却跑进教室里。美术课变成了体育课，我们都去逮猪，人喊猪叫的，很是热闹……
冬天，我们在冰雪覆盖的大沟里很小心地溜冰，口渴了捞起一块冰碴就吃；春天，我穿过铺满油菜花的田野去上学，边走边玩，看蚂蚁背粮食，听蜜蜂把歌唱，迟到了老师也不说什么；夏天最热的时候，王老师带我们到旁边的核桃树林里学珠算，核桃树上挂个巨大的算盘，我们跟着他背口诀，有风在耳旁溜达，刺眼的阳光在树叶上跳舞。最有意思的是睡午觉了。王老师搬把椅子坐在前面监督我们，我们趴在 “课桌”上却怎么使劲睡也睡不着。趁王老师打着盹的时候，我们悄悄地钻到 “课桌”下面，直挺挺地躺在又凉又湿的泥地上。王老师一觉醒来看不见我们，就大声喊叫，人呢，都到哪去了？她以为我们又去大沟里游泳了。
最荣耀的事是给老师家干活，能被老师叫去的都是好学生，其中就有我。
1978年的深秋，雨水特别多。杨老师家地里的红苕和青桩萝卜没人手去挖，眼看着要烂在地里了。一天下午放学后，他找到我和有儿、毛狗子三个。他对我们说，杨老师很忙，要复习功课参加明年的高考，你们帮我挖红苕挖萝卜煮猪潲好吗？我们异口同声地说，好！我们冒着冷雨给杨老师挖红苕挖萝卜，又在冰冷的水里洗干净，剁碎了放在大锅里煮。我们的手艺真不错，干活干净麻利，受到了杨老师的表扬。他允许我们煮猪潲的时候顺便蒸几块红苕吃，有一次还给我们吃稀饭下腌萝卜。我们吃，远远的田埂有好多同学在很羡慕地张望。
有一次，毛狗子悄悄对我说，你知道吗，杨老师根本没有复习什么功课，我们帮他干活，他却躲在屋里和知识青年谈对象，我亲眼看见的。我一点也没感到意外，杨老师和那个女知青小朱谈对象的事在我们二部是公开的秘密。小朱很漂亮，个子和杨老师一样高，她肯定是在给杨老师补课。杨老师的学问就够深的了，城里来的女知青比他学问还深，不得了！
王老师也要考大学，不过她家里条件好，不指靠她干活，她也从没叫我们帮她干过活。王老师、杨老师和小朱都是好朋友，那年冬天，他们说的最多的就是高考高考高考。78年年底，小朱招工进了城，没有再和杨老师谈对象了。第二年夏天，杨老师却也很争气地考上了师范，由一个民办教师转成了公办教师。王老师和杨老师一起考上了师范，他们现在都在汉中城里工作……
1978年年底，五年级第一学期快结束的时候，我们转到了刘家山。那时候，我们努力学习新公布的第二批简化字，真有意思。我们从校长那了解到了 “四个现代化”的具体内容，我们立下远大志向，要发奋学习，将来报效祖国。
我的童年就这样结束了。那一年，我被刘家山学校评为“五好战士”。还是这年年底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，我从广播里反反复复地听见这样一句话，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。吃派饭成为历史， “工作队”销声匿迹。频繁的政治运动结束了，改革开放的大幕被伟人的大手拉开，到现在也没有合上。
逝者如斯，不舍昼夜。一转眼三十年过去了，在我以及我们祖国的历史上，1978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，它被历史刻上了深深的印痕。回望来路，深深浅浅的脚印清晰可见，点点滴滴的往事一直烙在我记忆在最深处。谨以此文纪念我的1978。
革命化春节
1978年的早春，汉中城东郊一带依然寒气逼人。 “文革”虽然结束了，但 “工作队”依然赖着不走，大年三十还吆喝社员同志们上工。只是下午放了半天假，允许大家回家煮肉吃。是生产队杀了猪分来的白条子肉，我妈用洗脸盆端回家的。几乎不放什么调料，就那样和着满锅的萝卜一起炖，吃起来感觉比现在过年我老婆做的卤汁肉还香。我最喜欢吃的是猪尾巴，还有豆豉肉。除夕夜，我爸给我发五毛压岁钱，几个姐姐却一人只有两毛。“工作队”不许贴春联，不许放鞭炮 （事实上那年月也没有鞭炮可放），我就揪一把冬青树叶在灶膛里烧，发出一阵快乐的“噼啪”声，草灰腾起多高。没有收音机可听，更没有春晚可看，早早地关灯睡觉。1978年的春节一点也不热闹。大年初一早上，广播里说，要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，号召大家参加农业生产劳动。于是，全体社员垂头丧气地扛着锄头担起尿桶到公房里集合——点洋芋。一个个懒洋洋的，没有一点建设社会主义的豪情壮志。社员同志们都在说笑打闹磨洋工，只有四五亩的洋芋地，四五十个人却要三四天才能干完。要放现在，这些活也就是两口子两天的劳动量。那时候不知道哪来那么多的农活，天天都在干，却永远也干不完，就像在钻一条永远也看不到尽头的黑暗的隧道。年底结算，很多人家拉倒帐，年年都吃返销粮。过年那几天，天天有一个叫李大全的男人站在我家院坝边，反反复复说着一句话： “林队长，我没粮吃了。” “工作队”让民兵把那家伙绑了起来，晚上在生产队的公房里开他的批斗会。没粮吃也是一种罪过！
吃早饭的时候，我爸带回了两个客人，一男一女两个“工作队”。男人上衣口袋外别了三支钢笔，女人穿着列宁服。他们到我家吃派饭，我爸是生产队长，要先从我家吃起。那是我们最幸福的时刻，可以趁机改善生活，还可以收入一点粮票和现钱。早饭是豆浆稀饭油饼馍，外加一盘炒泡菜和洋芋丝，下午是米饭豆豉肉还有一盘韭菜炒鸡蛋。 “工作队”吃饭的时候，我们这些碎娃是不许上桌子的，只好把住门框眼巴巴地张望，喉咙里快要伸出手来了，却只看见 “工作队”低头扒拉的身影。过了很久，两个 “工作队”终于吃饱了，直起上身打嗝伸懒腰，一边赞叹着 “老林，你们家的泡菜愈外香”，一边摸出四两粮票两毛钱拍在饭桌上。
过了几天， “工作队”刚走，我爸就揣上粮票和钱带我上街耍。1978年的春节，汉中城里和乡下一样的萧条冷落，只是比平时多了几个卖小甘蔗的和卖气球的。东关老街又瘦又长，老也走不到头。我们到的最远的地点是北街球的。东关老街又瘦又长，老也走不到头。我们到的最远的地点是北街口。那里就像现在的中心广场，是当时汉中最热闹的地方。最高的建筑是人民饭店和东方红商场，汉中人经常说 “比东方红商场还热闹”，东方红商场就相当于现在的 “世纪阳光”。我爸一直不说话，带我转了大半天街，转到新南门，他给自己买了一捆叶子烟，却连个气球也舍不得给我买，只是回来时在东关王家巷道口那家国营食堂请我吃了碗炝锅面，刚好是四两粮票两毛钱。那碗炝锅面真香，直到现在我再没有吃着那么好的味道。那家国营食堂现在还在，分了两三家经营，卖面皮，炸油条，蒸包子。
六棵火白杨
多少年后回想起来，1978年留给我最深印象的，还有那六棵火白杨。它们以一种健康挺拔的姿势站立在老家的屋后，站立在我的记忆中，送我友谊，给我慰藉，催我上进，使我怀旧。
春天稍微暖和一些的时候，有人撺掇给我们生产队一个叫庆娃的小伙子介绍对象。女方是我家的远房亲戚，住在很远很远的南山里，我家必须有一个人带庆娃走一趟。我爸前年花八十元买了一辆 “飞鸽牌”自行车，可他一直没学会，只有我大姐和二姐会骑。二姐骑得最老练，可她没去过那个亲戚家。大姐倒是去过的，可骑车的技术不敢恭维，那么远的山路怕是有危险的。商量的结果是让我大姐去，她要带我一起去，我自然非常乐意。
那地方叫许家沟，庆娃也姓许，莫不是他们真有缘分呢。庆娃借了一辆自行车，我坐在他的车后。我大姐半圈半圈地踏，小心翼翼地在后面跟着。一路上我们又说又笑，南山的影子越来越清晰了，过河不久很快就到了国营813厂。那时的813厂很繁荣，高音喇叭里播放着 《三大纪律，的813厂很繁荣，高音喇叭里播放着 《三大纪律，八项注意》的激昂旋律，厂区里人来人往的。我还听到喇叭里说，我们要紧密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。 “紧密”这个词真有意思，它让我想到了冬天的早晨，暖暖的阳光，我们在教室外的泥墙根下 “挤油油”的情形，相互挤压着取暖，气都出不来了。
许家沟水库坐落在高高的峡谷中，两岸的青山倒映在清澈的春水中，就像东山逶迤的风景画一样安静纯美。我那远房大姨家就在水库边上。准备介绍给庆娃的那个表姐叫 “改改” （和我们家一样，他们家女孩特别多），她和我大姐是好朋友。改改的脸老是洗不干净，两条又粗又黑的麻花辫搭在肩上，一见我们就傻傻地笑。
大姐带了庆娃和改改去水库边溜达，几个老表带我爬山。山上的大树都被砍光了，尽是些小灌木。红老表垛垛脚指着脚下的大山说，813是个兵工厂，我脚下就是他们的大车间，好几座山都给钻空了，厉害吧！还有更厉害的呢，我正蹲在地上的时候，他说山里有豺狗，专咬小娃的光屁股，掏肠子吃，可厉害了！吓得我提了裤子“噔噔噔”跑出几十步远。最厉害的是红老表，他只比我大一岁，却可以背起100斤的干柴。改改比他还厉害，经常背二百斤干柴到河对面去卖。那时候，许家沟还没通电灯。一到天黑我就和老表们在散发着松脂香的柴禾堆里藏猫猫，被人抓住了就 “嘿嘿嘿”地傻笑，很晚才回屋，摸黑爬到高高的柴床上睡觉。
几个老表很快和我混熟了。我给他们讲坝里的新鲜事，他们给我讲山里的野兽，他们知道得真多。临走那天早上，老表们带我上山挖树苗，我们转了半架山坡，边走边玩，最后挖了六棵端正秀气的火白杨。火白杨的树皮是青坡，边走边玩，最后挖了六棵端正秀气的火白杨。火白杨的树皮是青色的，叶子没有加拿大白杨那样大，生长也很缓慢，就像山里那些缺乏营养的孩子一样，却是从来不生虫，材质很密实，是做家具的好材料。
和老表们分手的时候，我有点恋恋不舍。坐在庆娃的自行车后，目光一直粘连着许家沟的青山绿水，甩也甩不脱，它们永远地留在了我1978年的记忆中。六棵火白杨被结结实实地绑在我大姐的自行车后，有点不情愿的样子，跟我们一路摇摇曳曳地过了河。一路上我们话很少，大姐这个媒人没当好，改改不同意嫁给庆娃。原因是我们那里没啥副业，不像他们山里可以砍柴卖。我知道她是嫌庆娃家的成分不好，“四类分子”的子女那年月根本不好找对象。
改改后来嫁进了更深的山里，继续砍柴卖柴，生了四个儿女，命运有点悲苦。不到一年， “十一届三中全会”过后，庆娃家的 “四类分子”帽子就摘掉了，庆娃在邻村找了对象，模样比改改周正得多。庆娃现在是我们村的养猪专业户，发财了。
六棵火白杨被我爸栽在老家的屋后，它们天天从后窗里窥视我成长的秘密，也和着我缓慢的节拍一起成长。我永远记得它们那迎风招摇的身影，它让我想起南山里的老表。多少年后，我结婚的时候，它们被伐掉做了家具。那套组合柜现在老家的楼上放着，上面落满了灰。
三十年后的春天，当我再次路过许家沟的时候，那几个老表却一个也没见着。也没见着我大姨，她上山采茶去了，她的儿媳妇说老表们都去山东打工了。
二 部
1978年，我在一个叫 “二部”的地方上学。仿佛赶集似的，都要奔跑着来参加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，和我一样，在1966年出生的孩子竟特别多，光我们生产队就有八个。村里的老学校刘家山再也装不下我们小小的身体了，大队革委会就在我们队上找了一家地主的房子，新辟了刘家山学校的二部。三间正房做了教室，不远处大路边的一间公房做了老师办公室。二部的办学条件极其简陋：教室连个窗户也没有，永远黑洞洞潮乎乎的；土坯台上架块长木板就是课桌，写起字来晃晃悠悠的；凳子是我们从自己家里端来的，什么式样的都有。
条件虽然简陋，但我们在二部却感觉其乐无穷。我们最喜欢上语文课，最喜欢听杨老师给我们讲毛主席的诗词，给我们读那些满篇病句千疮百孔的作文，什么 “我们一定要学习雷锋仅仅 （叔叔）的打（钉）子精神”，什么 “他穴（突）然听见了一阵搞 （敲）门声”……我们狂笑不止，杨老师也跟着我们一起笑，写错别字的同学也在笑，笑得肩膀一耸一耸的。正上着图画课，院子里那户人家的猪娃却跑进教室里。美术课变成了体育课，我们都去逮猪，人喊猪叫的，很是热闹……
冬天，我们在冰雪覆盖的大沟里很小心地溜冰，口渴了捞起一块冰碴就吃；春天，我穿过铺满油菜花的田野去上学，边走边玩，看蚂蚁背粮食，听蜜蜂把歌唱，迟到了老师也不说什么；夏天最热的时候，王老师带我们到旁边的核桃树林里学珠算，核桃树上挂个巨大的算盘，我们跟着他背口诀，有风在耳旁溜达，刺眼的阳光在树叶上跳舞。最有意思的是睡午觉了。王老师搬把椅子坐在前面监督我们，我们趴在 “课桌”上却怎么使劲睡也睡不着。趁王老师打着盹的时候，我们悄悄地钻到 “课桌”下面，直挺挺地躺在又凉又湿的泥地上。王老师一觉醒来看不见我们，就大声喊叫，人呢，都到哪去了？她以为我们又去大沟里游泳了。
最荣耀的事是给老师家干活，能被老师叫去的都是好学生，其中就有我。
1978年的深秋，雨水特别多。杨老师家地里的红苕和青桩萝卜没人手去挖，眼看着要烂在地里了。一天下午放学后，他找到我和有儿、毛狗子三个。他对我们说，杨老师很忙，要复习功课参加明年的高考，你们帮我挖红苕挖萝卜煮猪潲好吗？我们异口同声地说，好！我们冒着冷雨给杨老师挖红苕挖萝卜，又在冰冷的水里洗干净，剁碎了放在大锅里煮。我们的手艺真不错，干活干净麻利，受到了杨老师的表扬。他允许我们煮猪潲的时候顺便蒸几块红苕吃，有一次还给我们吃稀饭下腌萝卜。我们吃，远远的田埂有好多同学在很羡慕地张望。
有一次，毛狗子悄悄对我说，你知道吗，杨老师根本没有复习什么功课，我们帮他干活，他却躲在屋里和知识青年谈对象，我亲眼看见的。我一点也没感到意外，杨老师和那个女知青小朱谈对象的事在我们二部是公开的秘密。小朱很漂亮，个子和杨老师一样高，她肯定是在给杨老师补课。杨老师的学问就够深的了，城里来的女知青比他学问还深，不得了！
王老师也要考大学，不过她家里条件好，不指靠她干活，她也从没叫我们帮她干过活。王老师、杨老师和小朱都是好朋友，那年冬天，他们说的最多的就是高考高考高考。78年年底，小朱招工进了城，没有再和杨老师谈对象了。第二年夏天，杨老师却也很争气地考上了师范，由一个民办教师转成了公办教师。王老师和杨老师一起考上了师范，他们现在都在汉中城里工作……
1978年年底，五年级第一学期快结束的时候，我们转到了刘家山。那时候，我们努力学习新公布的第二批简化字，真有意思。我们从校长那了解到了 “四个现代化”的具体内容，我们立下远大志向，要发奋学习，将来报效祖国。
我的童年就这样结束了。那一年，我被刘家山学校评为“五好战士”。还是这年年底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，我从广播里反反复复地听见这样一句话，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。吃派饭成为历史， “工作队”销声匿迹。频繁的政治运动结束了，改革开放的大幕被伟人的大手拉开，到现在也没有合上。
逝者如斯，不舍昼夜。一转眼三十年过去了，在我以及我们祖国的历史上，1978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，它被历史刻上了深深的印痕。回望来路，深深浅浅的脚印清晰可见，点点滴滴的往事一直烙在我记忆在最深处。谨以此文纪念我的1978。
